点击关闭

社会干部-村(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 时间:

【意大利护士自杀】

當前,社會治理領域有許多值得探討的話題:村(社區)作為社會治理的最前線,肩負的任務十分繁重,重心如何下移,力量如何下沉?基層幹部離群眾最近,身處服務群眾第一線,如何提高基層幹部法治素養,如何給基層幹部鬆綁減負?社會組織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的重要一環,如何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完善群眾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人工智能、互聯網、大數據等新技術是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現代化水平的強大助力,數字治理給社會治理帶來哪些機遇與挑戰,又將給我們呈現一個什麼樣的未來……

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管好自家人辦好自家事記者:農村也是疫情防控的重點。相對於城市,農村在資源、人力等各方面都更缺乏,在實際工作中,農村治理有哪些好辦法?

要有效解決服務和管理不到位問題,還是要推動各種資源和力量下沉到基層,充實基層力量。首先要推動人員下沉,在幹部配備等方面可考慮多向基層傾斜,讓新進公務員到基層鍛煉,為基層配備更多的大學生村官、選調生等。其次要推動經費下沉,各級財政可以設立村(社區)工作專項經費,明確規定人均配備標準,推動上級政府部門和鄉鎮(街道)支持基層村(社區)。最後要推動權力下沉,不斷加強對村(社區)的賦權放權力度,制定符合基層實際的權責清單,鼓勵基層結合自身工作特點和需求探索創新。

此外,還要鼓勵向第三方購買服務來彌補村(社區)基層組織服務短缺的不足,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提高村(社區)服務和管理的質量水平。

疫情期間,我們組建了一支由居委會、派出所社區警務團隊、街道支援幹部、黨員志願者等各方面力量組成的186人防控團隊,做實社區人員情況統計、做強社區封閉管理、做好社區居民便民服務,確保小南莊社區的疫情防控措施落到實處。正是這樣實實在在的工作、踏踏實實的作風,讓我們獲得了群眾的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工作沒有出亂子、捅婁子。

從我們的工作實踐看,解決基層工作資源和力量不足等問題,要靠“上下牽動”“左右聯動”,充分整合各方面在基層的力量,形成服務社區、服務群眾的合力。目前,北京推廣了“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接訴即辦”工作機制,社區依靠這一機制解決了不少難題,其中不少都是像老舊小區停車難、違章建築拆遷這樣的“老大難”問題。

比如,在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社區民警王書祥和居委會幹部從春節開始就沒有休息過一天,一直站在疫情防控第一線。我們會同派出所社區警務團隊,廣泛發動黨員、物業、保安等各方面群防群治力量,開展小區封閉、敲門入戶、走訪排查、健康宣傳等工作。王書祥發揮社區民警“穿警服的副書記”作用,組織警務團隊擔當社區力量的“發動者”,防疫工作的“督導者”和突發情況的“處置者”,確保了社區疫情防控秩序穩定和各項防疫措施安全順利開展。

——編 者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村(社區)等基層組織發揮了重要作用,也讓我們深刻感受到了基層基礎的重要性。村(社區)是基層治理的最後一公里,如何打牢村(社區)的治理之基,如何完善基層治理的體制機制,讓社會治理的末梢神經健康、微循環暢通?記者約請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劉鵬,四川省達州市大竹縣竹陽街道檀木橋村黨支部書記羅森,北京市海澱區海澱街道小南莊社區黨支部書記、居委會主任柳春英一同討論。

羅森:這次疫情突如其來,我們村兩委沒有等待、觀望,而是積極發動群眾投入到疫情防控中來,管好自家人、辦好自家事。自家管好了,村子就不會出問題;村子管好了,才不會給社會添亂。

我們檀木橋村地處城郊接合部,每年都有徵地拆遷的問題。誰拆誰不拆、拆的有多有少,裡頭矛盾問題大著呢,一點沒做好就可能鬧起來。為此,我們開設了農民夜校,向村民們介紹拆遷項目、拆遷面積和補償金額等,還安排了“一村一法律顧問”,為被拆遷戶免費提供法律咨詢和服務。這麼多年來,我們堅持在拆遷補償上嚴格依法辦事,一碗水端平,先後完成了120戶、近200畝的土地徵用,沒有發生一起信訪問題和矛盾糾紛。

各方面力量深度整合人不分你我事不分內外記者:疫情防控工作中,社區承擔了大量工作,處理了很多瑣碎的問題矛盾,築牢了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線。有一些社區工作者反映,社區也面臨力量不足、資源有限、多頭管理、責任過重等問題。如何推動各種資源和力量向基層傾斜、下沉?

柳春英: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讓我深刻認識到,基層治理的重點還是要實,但凡工作中有半點虛的假的,馬上就會出問題、出危險。

劉鵬:近年來,基層社會治理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也存在一些短板,例如權責不對稱、行政化傾向、治理資源匱乏等。需要進一步強化村(社區)治理機構的自治屬性,加大對村(社區)治理的賦權放權力度,鼓勵有條件的鄉鎮街道設立專門的行政事務分支機構,從而把村(社區)從行政事務中解放出來,讓他們把精力都放在社區治理、服務群眾上。

全員參與才有生機活力上面千條線下麵一根針記者:從過去的單位、隊組,到現在的村、社區,我國基層治理的組織形態發生了很大變化。和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村社區治理在機制體制方面還存在哪些不足?應當如何完善?

大家都喜歡說“上面千條線,下麵一根針”,我認為,基層這根“針”應該成為“鋼針”,用更實的作風、更實的方式,把上級的部署和要求落實到位,這樣才能夯實基層治理的基礎。

在村(社區)治理的主要方式上,一些新的治理手段應用程度也有待提高,既要發揮過去群防群治、網格化管理的優勢,又要廣泛應用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高科技。

依法治村的好處就是很多時候不用村幹部招呼,鄉親們都會跟我們走。這些年來,我越發覺得一個村集體就是一個大家庭,需要大家共同經營,只有將全體村民都動員起來,農村才會充滿生機與活力。

面對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剛開始,一些村民不理解,有僥幸心理、抵觸情緒。比如我們勸說一位村民取消籌備了很久的婚宴,他憤憤不平,幾次跟村幹部理論。後來,我爺爺不幸去世,我嚴格執行村裡規定,沒有舉辦任何儀式。有村幹部帶頭,大家看到了制度的剛性,也就沒有怨言了。

《 人民日報 》( 2020年03月26日19 版)

要切實推進鄉村治理的“三治結合”,首先要拓寬群眾參與的制度化渠道,降低參與成本,通過自治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困難,從而提升村民參與熱情。黨員幹部要帶頭學法守法,依法管理,加大對基層法律公共服務的供給力度,讓基層矛盾糾紛在法治框架內有效化解。在德治方面,要著重發現群眾身邊的道德楷模,挖掘自家門口的先進事跡,讓德治功能得到更好發揮。

柳春英:我所在的北京市海澱區小南莊社區是傳統的老舊小區,一共有居民1469戶,其中四成左右是租戶,服務、管理難度很大。近年來,海澱公安分局開展派出所警務工作改革,推動警力下沉,社區民警兼任居委會黨支部副書記,從過去“到社區”變為“在社區”,大大充實了社區綜合治理力量。

在疫情防控中,我國社會治理的制度優勢得到了充分彰顯。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需要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農村是熟人社會,道德制約對農民的影響很大。有一次,村民陳某想出村辦事,駕駛摩托車路過“勸導點”時,不僅不配合執勤人員測量體溫,還強行沖卡。我聽說後,趕緊到現場,對陳某說,疫情這麼厲害,設“勸導點”也是為全村人的安全著想,如果你認識不到自己的錯誤,我們就把你寫到“批評欄”里,讓全村老百姓都來評評理。陳某一下子就冷靜下來,不僅主動向執勤人員賠禮道歉,後來還積极參与到村疫情防控巡邏小分隊中,成了巡邏隊員。

我們感覺,在社區組織發動和服務管理上,僅僅靠社區組織的力量遠遠不夠,各方面力量要實現深度整合,人不分你我、事不分內外,想群眾所想、急群眾所急,這樣就能將服務與管理很好地結合起來,切實提升群眾滿意度和獲得感。

劉鵬:社區在疫情防控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同時也反映出一些問題,比如社區幹部普遍工作強度大、心理壓力大、問責風險高,很多幹部都是“5+2”“白加黑”連軸轉。此外,一些地方將很多事務性工作交給社區完成,又缺乏創新手段和科學管理機制,基層幹部疲於應付各種檢查、督查,沒有精力為百姓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個性化服務,導致社區工作懸浮於群眾需求之上的問題,像“填表抗疫”“材料抗疫”等形式主義現象就是這一問題的具體體現。

為此,本報推出“對話社會治理”系列報道。本期圍繞村(社區)治理,邀請基層工作者、學者專家等,講做法、談經驗、說問題、提建議。

劉鵬: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這是對新時代基層治理模式的系統概括。檀木橋村的做法就是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具體體現,實踐中也取得了很好效果。

不過,我們也發現,在一些地方還存在短板。比如,一些地方農村治理體系行政色彩依然濃厚,村民參與自治的渠道少,依靠自治來解決問題成效有限;一些村黨員幹部的依法治理意識較為淡薄,還是高度依賴行政手段開展工作,法律咨詢和援助服務供給不足,通過法律渠道化解基層矛盾和糾紛的比重偏低;基層德治工作開展則不同程度上存在形式大於內容、缺乏具體抓手、難以深入人心等問題。

羅森:俗話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農村能不能管好治好,關鍵要看村兩委,看村支書、村委會主任是不是堅持法治,是不是樣樣都能依法照章秉公辦事。村幹部辦事依法、公道,老百姓自然服氣、支持。